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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南风窗》的专栏中，我曾撰文探讨过经济学视角下的"跑官"现象。当前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"跑官"本身，而在于这种行为的单向性——人们只热衷于向上攀附，却忽视了基层的需求。倘若我们能改变现有的选拔机制，从少数人决策转向多数人参与，同时提高"跑官"的门槛和成本，这一现象自然能够得到有效遏制。
该文一经发表，便引发广泛反响，众多友人纷纷致电，建议我继续深挖这一主题。为回应读者热切期待，遂撰写了《中国官场三大定律》一文。
根据第一定律，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，居民对从政的意愿往往更为强烈。
从社会现象分析，可以得出一个显著规律：经济发展水平与从政意愿呈现负相关。具体而言，区域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，民众对公务员职位的追求更为强烈。以我国南北区域为例，北方地区经济较南方欠发达，其居民对公职岗位的偏好程度明显高于南方；同理，内陆地区相较于沿海经济发达区域，其民众对公务员职业的向往更为普遍。这种趋势在国际比较中同样明显，与美国相比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，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民众对公务员职业的倾向性更为突出。
近年来，媒体频繁披露国内多起官员受贿卖官事件，涉事人员均受到撤职及刑事处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类案件多发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或发达省份中的贫困区域。为何贫困地区成为此类案件的温床？从经济学视角分析，这反映了特定约束条件下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。
经济学中的"经济人"概念包含双重内涵：首先，它强调人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；其次，它指出人类行为具有自利性特征。基于自利性这一前提，个体必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；而凭借理性思维的特质，个体又能够在既定约束条件下，通过最优决策路径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。这一理论假设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基础性的行为范式。
在经济欠发达区域，居民普遍面临收入水平较低、缺乏创业资本以及市场机会有限等困境。要改变现状，必须与政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。原因在于，此类地区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，而国有经济体系完全由政府掌控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若不与政府建立联系，便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源与支持，难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，更无法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据一位友人所述，春节期间发生了一件趣事。一名来自四川的务工人员在南下途中，因车厢拥挤不慎损坏了车窗。面对列车员的索赔要求，他辩称火车属于国家财产，而国有资产为全民共有，其中也包括他个人。因此，他决定放弃所有国有资产的权益，只要求保留这块破损的玻璃，以此免除赔偿责任。然而，列车员明确指出，这块玻璃并非其个人所有，损坏后仍需赔偿。
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尚待核实，但它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尽管国有资产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，但普通民众实际上并无控制权。实质上，国有经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，所有资产均由官员掌控。
倘若击碎车窗者非普通民工，而是铁路系统的高级官员，列车工作人员是否会要求其赔偿？或许工作人员会解释：民工出行属于私人事务，而官员则是公务出行。既然公务行为享有特殊待遇，物品损坏无需赔偿，那么谁不愿意以公务名义出行呢？由此可见，贫困地区民众对公职的向往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官员与国有经济之间特殊关联的深刻认知。
生存的基础离不开日常饮食，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正是这个道理。虽然用餐看似普通，但不同身份的人其用餐方式却存在显著差异。普通民众在餐馆消费时需自掏腰包，而官员们享用美食后，往往凭借发票在单位进行费用报销。
在一次陪同国内代表团赴美考察期间，我们在当地餐厅用餐后，按照惯例向服务人员索要发票。然而，服务员对此表示困惑，随即请来了餐厅负责人。我们向这位负责人解释，用餐费用需要开具发票以便回国报销。这位美国经营者对此感到十分诧异，他反问道："难道你们不是在为自己消费吗？为何需要由单位承担这笔费用？"
显然，海外人士对中国国情存在误解。在我国，普通民众需自费解决日常饮食，而一旦晋升为官员，其身份便转化为国家公职人员，饮食开支便转为国家承担。同样，在交通方面，民众需自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而一般官员则可享受单位提供的车辆服务，高级官员更配备专车。简言之，官员的饮食与交通等基本需求均由公共财政支持。基于此，贫困地区民众对官职的渴望自然高涨。
在当前社会，获取巨额财富的主要途径可归纳为两类：其一是通过非法手段，例如参与走私或毒品交易；其二是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垄断，以此牟取私利。
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回报，但一旦失误，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。这种冒险行为，只有具备非凡勇气的人才敢尝试。相比之下，行政垄断则显得更为稳妥，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合法地获取利益。例如，在价格双轨制时期，许多人通过利用内外价格差异而获得了丰厚的收益。
过去，通过土地审批和文件倒卖迅速积累财富的现象屡见不鲜。这类人被民众称为“官倒”，其称呼源于这些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职务之便和权力支撑，否则难以实施。有贫困地区的民众感叹：“致富之道在于担任公职，无需耕作或养殖，只需一纸批文即可迅速积累财富。”鉴于公职能够带来无本万利的机会，这一现象在贫困地区尤为显著，人们渴望改变现状，因而纷纷投身于公职竞争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第二定律：权力与职位往往呈反比关系。
在官僚体系中，职务与权力并非绝对对应，其实际影响力往往因岗位性质而异。某些高层职位虽地位显赫，却可能缺乏实质性权力；相反，部分基层岗位虽级别不高，却掌握着重要资源。以政府机关为例，同为处长级官员，有的负责财务、物资及人事管理等核心事务，有的仅承担信息传递与文件分发等辅助性工作。跨部门比较时，处长的影响力有时甚至不及主管具体事务的科长，这种现象在行政系统中并不罕见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此处所讨论的实权，特指在财政、物资调配及人事任免等关键领域的决策权。
经济学的理论构建需基于普遍现象的归纳与分析。从宏观视角审视，政界存在一个显著规律：早年握有重权的个体，往往难以晋升至更高职位。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。根据资源稀缺性假说，权力作为一种特殊资源，其供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。权力层级越高，其稀缺性便愈发凸显。这种供需失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供给短缺”，即需求方远超过可获取的资源总量。
经济学视角下，权力与职位晋升之间的悖论可归因于民主机制的功能失调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，多数决原则往往主导着资源配置与人事任免，这可能导致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才难以获得相应的高层职位。这种体制性障碍，反映了政治市场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的局限性。
在任命处长等关键职位时，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。从理论角度来看，"多数通过"的原则无可争议，相较于个人独断决策，其优越性显而易见。然而，实际操作中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"多数通过"的具体标准。经济学视角下，"多数"概念包含两个重要维度：其一是在特定群体中的多数，其二是在整体范围内的多数。这种区分对于理解民主决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，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层级和范围的共识形成过程。
在这种由少数人主导的选拔机制下，即便拥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往往难以晋升至更高职位。以某处长为例，他负责工程发包这一备受瞩目的工作。由于工程发包涉及巨大利益，众多人员试图介入其中。因此，上级官员可能会通过递送条子的方式，向处长推荐特定工程团队。面对一个工程却收到多达20份推荐条子的情况，处长陷入两难境地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权衡各方利益，最终将工程承包给某位重要领导推荐的团队。
然而，该处长为了迎合某位上级，却引发了其他19位领导的不满。在未来的晋升评议中，若仅一人支持，而其余19人均持反对意见，其结局不言自明。此外，高官们可通过批条子获取利益，而无官职者则需通过金钱打通关系。即便该处长坚持廉洁自律，在面对众多行贿者时，虽然拒绝了99人，但若其中一位是岳母引荐，便可能破例收受。
若对此存疑，不妨观察身边仕途顺遂的官员，其中不少是否曾任职于共青团，或年轻时缺乏实权？共青团出身的干部之所以晋升迅速，原因在于其不涉及财政物资管理，完成任务需多方协调，因此锻炼出较强的工作能力。此外，由于不掌握实权，既无人请求项目审批，也无需资金支持，故而结怨较少，行贿现象更为罕见。相比之下，这些干部的晋升机会反而多于手握实权的同僚。
第三定律：德行高尚者，未必能胜任官职。
所谓“好人”，在此语境下特指那些广受公众赞誉、普遍获得正面评价的个体。这种认可并非源于个人主观判断，而是基于群体共识所形成的客观评价标准。
这类人常被称为“圆滑世故者”，即毛泽东主席所批评的那种一味追求自保、避免过失的典型。现实中，这类人并不少见。在上级眼中，他们似乎无甚缺陷；在下属看来，其形象亦无大碍。因此，他们往往仕途顺畅，官运亨通。
实际上，具备这种“善良”品质的人，并不一定能够胜任领导职务。
担任公职本质上是承担一种使命。执行公务必然涉及决策与行动，而在这一过程中，难免会引发不同群体的不满。秉公执法会触犯不法之徒的利益，徇私枉法则会伤害正直人士的感情。唯有那些不作为者，才能避免与任何人产生矛盾。正如庙宇中的神像，无论善者恶者都会前来供奉，究其原因，是众人祈盼仕途亨通、财运兴旺，寄望于神明庇佑；而神像本身则保持静默，无所作为，自然也就不会招致任何人的非议。
倘若神明果真具备擢升仕途或赐予财富的能力，那些未能如愿以偿者或许会对其心生怨怼，甚至上书控诉。然而，正是由于菩萨从不插手世俗事务，始终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姿态，才得以赢得万众敬仰，接受芸芸众生的虔诚膜拜。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源于其始终如一地秉持着无为而治的处世哲学。
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，必须切实履行职责，不能仅仅做表面功夫。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时，必然会引起不法分子的强烈不满，甚至可能招致报复。如果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。因此，称职的领导干部应当坚持原则，既要维护群众利益，又要勇于与违法行为作斗争。敢于与不法分子进行斗争的程度，恰恰体现了领导干部的履职能力和担当精神。
然而，当前的挑战在于，官员的任免与评价高度依赖公众意见。然而，“民意”本身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概念，群体中个体的心理状态与价值取向千差万别。那些勇于担当、积极作为的官员，在履职过程中难免会触及某些群体的利益，从而引发争议。
即便这些个体并非品行不端，但在利益驱动下，其行为往往趋同。古语有云，众口难调，正如五指各有长短。同一事件，因立场差异，评价自然两极分化。若实施民主评议，实干者常不及旁观者。从经济学视角审视，此现象实为民主机制的另一种失效表现。
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，既要注重民主原则，又不能过度依赖民主机制；既要参考选票结果，又不能仅以票数论英雄。科学的选拔方式应当遵循多数人推选与“多数决”原则，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有效集中。从社会构成来看，善良正直者始终占据多数，而品行不端者仅为少数。举例而言，若某候选人获得70%的选民支持，即可视为称职官员；反之，即便获得全票通过，此人作为官员的实际能力与素质仍需审慎评估，不可简单以高票数论定其执政水平。
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引领下，若能科学选拔并任用广受认可的优秀人才，必将显著改善干部队伍作风。这种机制的实施，将使那些善于钻营、只顾私利而忽视工作的干部失去生存空间，同时也能让坚持原则、勇于为民服务的干部得以安心履职。通过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，我们不仅能有效净化政治生态，更能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。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在干部管理上，我们应当秉持宽容的态度，允许他们在探索中犯错。尤其在当前改革攻坚期，诸多领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。既然选择了"摸着石头过河"的探索路径，就应当理解其中难免会有失误。如果一味追求完美，苛责求全，谁还敢勇于创新、敢于突破？现实工作中，确实存在部分人自身不作为，却热衷于对他人指指点点，批评这个不对、那个不行，但从未提出建设性意见，更不愿付诸实践。如果人人都采取这种态度，只说不做，那么改革的推进力量从何而来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：创新突破往往始于基层实践，而规范提升则需中央统筹。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企业改制，这一规律都得到了充分验证。试想，如果当初改革不允许试验，要求每一步都必须准确无误，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难以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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